近年来医患之间的关系颇为反常，很多患者对医生或是怨声载道、或是批评质疑，更有甚者危及到医务工作者的生命，如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、南京鼓楼医院发生的恶性伤医事件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医生出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选择转行，使得医疗服务业本就医务工作者紧缺的状况愈发雪上加霜。

    作为肩负化解社会矛盾职责的司法机关，如何发挥司法导向功能，有效消除患者维权非理性、暴力化现象，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道思考题。

    其实，医患纠纷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，如美国著名的多波特案，两名先天残疾儿童起诉加州某医院，称该医院在其母亲怀孕期间，开具有可能导致胎儿畸形的药物，致使原告发生先天残疾。然而在其他国家大多通过法律途径调解或判决解决的普通医患纠纷，在我国却有不少演变成“医闹”事件、暴力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医闹事件自2005年的5件，逐年递增至2008年的47件，此后医闹事件更是屡屡见诸报端，恶劣影响和恶性程度都有所上升。

    医患矛盾为何越演越烈？笔者认为原因是多重的。一是信任危机导致对立情绪一触即发。我们在医患纠纷案件审理中可以发现，患者经常提出的对病历笔迹、形成时间等情况进行鉴定，结合媒体报道、网络评论等情况，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很多患者对医院缺乏信任，一旦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，其对医生的负面猜测更加强烈，容易产生冲动行为。造成患者对医方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双方面的，一方面，某些医院确实曾存在过度医疗、乱收费、个别医生工作不负责任等现象，这些现象被放大后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。同时，医院对医生的管理不够透明，容易引起合理怀疑。另一方面，很多患者对医疗过程本身的风险性认识不足，过高估计了当前医疗科技水平的发展，当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时，往往不是考虑身体实际状况，而是质疑医生的水平或医疗方式。

    二是沟通不畅导致误解重传。就医过程离不开沟通，但是从目前医疗服务的负荷来看，很多大城市综合医院的医生接待每位病人的时间只有3至5分钟，医生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与每个病人耐心沟通，一般是直接开药了事。患者在排队等候多时的情况下，往往只得到寥寥数语和一张并不太明白的药方。而在纠纷发生后，出面处理纠纷的却常常是医院事务性部门（一般为医务科）的工作人员。从医患纠纷的审理情况来看，这些工作人员往往对治疗情况并不了解，面对法庭的提问经常表示要回去了解再回答。这往往使得患者感觉受到轻视，认为医院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，从而使矛盾更为激化。

    三是轻易“私了”导致赔偿过程缺乏透明。有数据显示，某医院3年来发生的246例纠纷中有209例通过患者和医院间的“私了”方式协议解决，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仅占医患纠纷的15%。“私了”之所以如此受“欢迎”，主要是医院和患者都认为通过诉讼解决耗时耗力，同时存在证据收集、鉴定结果等不确定因素，双方都存在风险，不如私下谈一个赔偿数额了事。但事实上，“私了”协商内容极不透明，本就容易引起怀疑、猜测，而赔偿数额又往往与患者“闹”的激烈程度有关，这不仅扰乱了医患纠纷的处理秩序，也变相鼓励了“医闹”的存在。同时这些协议没有法律文书的约束力，一些患者即便与医院达成协议，一旦对赔偿数额产生不满和怀疑，又会引发新的纠纷。可以说，信任危机、沟通不畅、随意“私了”这些医患之间的不正常状况，使那些原本可以合法合理解决的医患纠纷成为一堆遇火就着的“干柴”，随时可能被患者失控的情绪点燃，演绎成为针对医生的暴力事件。

    要扭转上述局面，司法者应有所作为，首先，建议规范医患合同、回归诚信之本。归根结底，患者和医方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的关系。现代经济社会中，遵守合同本是诚信的基础，然而，目前的医方和患方，却均缺乏明确的合同意识，甚至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缺乏了解，更何谈严格遵守合同。针对这种情况，司法者可根据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，通过司法建议、白皮书等方式，指导双方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，如医方在收取医疗费用的同时，不仅应提供合格的医疗服务，还应承担耐心回答与治疗有关的问题、说明用药、检查合理性、及时处理患者投诉等附随义务。而患者在享有接受合格医疗服务权利的同时，也有遵守医院规定、承担医疗过程固有风险等义务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，就曾于2013年发布《医疗案件审判白皮书》，明确医方告知义务履行重要性，积极引导医患双方构筑权利义务平等、责任分配合理的合同关系。

    其次，搭筑医患沟通平台、消弭隔阂误解。针对医患之间沟通不畅的状况，司法者应借助案件审理，积极搭筑沟通平台，徐汇法院近年来推行的“医方科室代表出庭应诉制度”，就做出了这样的尝试。该院通过与辖区内12家知名医院签约，改变以往均由医院事务部门工作人员出庭的方式，而直接由医生出庭应诉，准确、专业地对医疗过程加以说明、解释，使患者得到与医生面对面沟通的机会，既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，也使患者感到自己的诉求得到了尊重和重视，从源头上减少了医患冲突。

    三是降低医患纠纷诉讼成本，减少“私了”现象。针对目前“私了”现象突出的状况，司法部门应通过减少审理时间、诉前调解前置、引入中立第三方等方式，引导医患双方通过合法、透明、公平的司法途径理性解决纠纷。如徐汇法院近年来采取的诉前委托鉴定模式，对需要鉴定的医疗纠纷诉讼，经双方同意，由人民调解工作室委托相关部门鉴定，这个过程中患方无需预交案件受理费，鉴定费先由医方预付，再按判决结果分担，这既有助于患方理性索赔，也避免了审理时间的过分延迟。此后，徐汇法院又陆续将诉前调解、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等模式运用到医疗纠纷审理工作中，使更多人无需贪图“私了”的“方便”，从而选择理性、透明的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。据统计，在徐汇法院2013年度审结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中，以调解、撤诉结案38件，双方握手言和的情况正日趋增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