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警方的一句道歉较真，体现了受害者的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的复苏，对警方乃至所有国家赔偿主体来说，也是上了一堂生动的“权利教育”课。

    因为冤案，被关押了21天。原本活泼开朗的25岁小伙蒋小兵（化名）再也快乐不起来。针对此案，今年6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认定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“未依法进行审查”，“违法行使侦查职权，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采取拘留措施”，应当赔礼道歉、恢复名誉。目前，5689.56元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。蒋母邹女士希望警方能赔礼道歉，让儿子重拾信心，却未能如愿。

    尽管国家赔偿法有应当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的规定，但诚如知情人士坦言：“在实际操作中，很少有当事人固执地要一句道歉。对于不少当事人而言，能重获自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”这一方面充分说明，重获自由对许多无辜遭受冤屈的人来说，是多么重要，在自由面前，其他都只是次要选项甚至可以忽略，也缺少精力、能力去较真；一方面也说明，国人是多么淳朴厚道，尽管遭受不白之冤仍不愿多作较真，或者在“民不与官斗”的传统心理下，得过且过。

    但是，蒋小兵及其母亲为警方的一句道歉较真，绝不是“另类”，我们不能当稀奇看，作为警方更不能当怪异看，而应以正常心态对待之，因为这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权利，也是赔偿主体应尽的法律义务，本应不折不扣地执行。不能因“很少有当事人固执地要一句道歉”就误“把客气当成福气”，把“不道歉”当作习惯或者想当然，甚至养成受害者应该“感谢政府”才对的傲娇畸形心态；也不能因“领导人员变动”而对赔礼道歉产生“背黑锅”的想法和抵触情绪，乃至拖延不办。因为国家赔偿是单位行为、法人行为，领导人员变动不影响国家赔偿包括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的继续实施。

    事实上，“如何恢复名誉，怎样赔礼道歉”并不是个问题，更不是难题，只要严格执行《广东省公安厅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》，去除纠结心态，诚心认错，完全可以做到“以适当方式为其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”，比如通过登门、登报、登电视的方式进行赔礼道歉、恢复名誉，或在受害者所住小区内予以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。何况受害者及其家属要的更多是警方的一个态度，并不是真正想让警方难堪，“具体的道歉方式可以讨论”。

    应该看到，蒋小兵及其母亲为警方的一句道歉较真，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诉求和主张，体现受害者的法律意识、维权意识，对警方乃至所有国家赔偿主体来说，也是上了一堂生动的“权利教育”课，让权力清醒意识到尊重权利的必要与重要，也警醒权力在今后的行使过程中须严循法治轨道，不因不受限制而任性乖张、恣意而为，伤害权利。

    5689.56元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，但警方还欠受害者及其家属一个真诚的道歉，给他们一句真诚的道歉，不仅应该，更不应那么难。决不能让权利等得太久，而使迟到的正义再打折。